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发生了抗战时期工业内迁和新中国三线建设两次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两次内迁运动既有共同特点，也有差异性，这就构成了这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行性。当前三线建设在学术研究中日益白热化，本文运用历史的长镜头，将抗战时期工业内迁纳入到三线建设比较研究的视野之中。

一、两次工业内迁的基本情况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全国的工厂符合当时《工厂法》登记标准（即采用机器生产，雇佣工人达三十人以上)共有3935家，其中沿海地区（包括冀、鲁、苏、浙、闽、粤六省和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四市）有2998家，占全国工厂的76%，其中苏浙沪这三个省市就高达2336家，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与之相较，西南地区（川康滇黔湘桂粤）近代工业不到300家，西北地区甚至几近为零。[1]中国的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状况判若云泥，是中国历史上各种因素长期累积形成的，这种工业布局倘若遇到对外战争，是非常危险的。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避免沿海地区的工业毁于战火或资敌，更为了在抗战中充实补给，国民政府决定开展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将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1937年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工厂拆迁计划，成立了监督委员会。8月12日成立了上海联合迁移委员会，协助上海工厂迁移。上海迁出的民营厂共146家，机料1.46万余吨，技工2500余人。1938年6月随着战局进一步恶化，迁至武汉的工厂不得不再次拆迁。至1940年，内迁基本结束，共计内迁工厂448家，机料7.09万余吨，内迁技工人数1.2万余人。[2]这使得内地工业出现了短暂蓬勃发展的景象，为支撑正面战场的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是以美苏为首两大阵营的对峙高峰期，全球形势异常紧张，中国的国家安全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被认为是中国安全环境“最困难、最险恶”的时期。当时美国被认为是最大的战争威胁，1964年8月，美国蓄意制造“北部湾事件”，与中国的冲突愈加激烈，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郑重批示道“要打仗了”[3]。北面，曾经的亲密盟友苏联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与中国关系破裂，政治分歧逐渐升级到严重的军事对峙和边境冲突。南面，印度在边境无端制造挑衅，中印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东面，台湾蒋介石当局因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企图发动“国光计划”的反攻行动。正可谓四面楚歌、“山雨欲来风满楼”。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要准备应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判断和国内的工厂都集中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畸形工业布局的现实状况，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196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同意印发的《一九六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明确提出要采取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三线”是指中国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兼有军事和经济地理的双重性质。一线地区包括位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三线地区的范围是甘肃省乌鞘岭以东、陕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规模巨大的三线建设从1964年到1980年，横跨三个五年计划，先后掀起两次建设的高潮，累计投资2052亿元，参加建设的职工在高峰时期高达400多万人。[4]据统计，1964年至1971年，全国共有380个项目从沿海迁至三线地区，[5]有力促进了内地资源的开发，改善了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增强了国家的国防实力。

二、同异之间：两次内迁运动的性质、目的、组织、影响的比较

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新中国三线建设究其性质都是以国防为中心开展的经济建设运动，但其中也有差异性，抗战时期工业内迁是被迫内迁，是战火已经烧到屁股上被逼上马的，是特殊的战时背景下的产物，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临时性。而三线建设是主动内迁，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战争形势预判之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预见性和全局性。

（一）两次工业内迁都是迫于战争威胁，以保存工业实力为目的，而三线建设不仅局限于此，还着重解决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旨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综观抗战时期的档案资料，总结国民政府组织工业内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为了避免厂矿毁于战火，削弱国家经济实力，“战区及其附近之工厂，为数甚多，既不能继续工作，从事生产，且兵燹之余，惨遭破毁，势难避免”；二是防止资敌，“亦不无资敌利用之虑”[6]；三是为了保障抗战补给，协助军需制造，增加后方生产能力，“我国仅依赖内地原有工厂生产之供给，实感不足之苦，影响抗战力量，实非浅鲜，自应将所有在战区内及其附近区域内各重要工厂之设备，尽量迁移内地，俾可继续生产，藉供战时需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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